编者按：2018年10月14日，恰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0周年，新闻网编辑部特邀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慧瑜老师撰文，回望北京大学创办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梳理中国百年新闻教育的开端，重述新闻教育的“初心”，旨在更好地传承光荣传统，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意义，培养新时代新闻人才。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曾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开创了五个“第一”，是国内最早讲授新闻学课程的高等学府（1917年），成立了第一个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1919年），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1919），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院系调整后第一个新设新闻学专业的大学（1952年）。尽管在此后的教育改革中，北大的新闻教育几度沉浮，但北大之于新闻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学已经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到20世纪中国轰轰烈烈的大历史、大变革之中。

中国虽然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在西方是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15世纪），极大地提升了纸质印刷的效率，也推动“印刷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报纸、杂志、图书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廉价读物，这一方面有利于普通民众获得知识启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晚清以来不断有西方人或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纸，作为向中国传播宗教和新知的媒介。洋务派、维新派开始了中国人办报的历史，尤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近代知识分子开启了用报纸宣传政治主张、启迪民智的方式，这也形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借助报纸、期刊等当时的新媒体参与政治、社会实践的传统。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初，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都是主要参与者。此时国内正是北洋政府袁世凯寻求复辟之时，对外是第一次世界（欧洲）大战正在进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运动，那么随着一战终结、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知识界普遍对西方现代文明也进行批判和质疑，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尾声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氛围中，新闻学和新闻高等教育诞生了。

1917年，徐宝璜受聘北大，给文科系的学生开设《新闻学》，讲授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新闻发展的概况和新闻理论。徐宝璜曾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还曾在《晨报》做过编辑工作，在北大任教主要讲授经济学课程，新闻学是选修课。1918年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等向徐宝璜提出希望组织新闻研究团队，得到徐宝璜的支持，两位学生还向《京报》社长邵飘萍发出邀请，邵飘萍写信给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很快得到蔡校长的支持。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担任会长，亲自主持研究会章程制定，办会宗旨是“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聘请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导师。

1919年2月，北大新闻研究会召开改组大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种受到校方支持的学生社团对推广新闻教育有很大帮助。其一，研究会创办了新闻杂志《新闻周刊》，有会员参与撰写稿件，也可以获得新闻实习经验，在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中认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新闻周刊》是“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其二，新闻学研究会还开展新闻研究，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出版，蔡元培校长题写书名，后来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也是新闻业务、新闻教学方面最早的教学参考书；三，新闻学研究会举办新闻讲座和培训，在1918年到192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有一百多位学员参加新闻学习，其中，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研究员的毛泽东也加入新闻学研究会，并听了半年的新闻课程，获得新闻学研究会办发的“听讲半年之证书”。

1919年初因母亲生病，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发刊词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后来，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可见，毛泽东最早在北大新闻学会接受了新闻教育的启蒙。当时，新闻学研究会的其他会员如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也参加过学习，这对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有很大帮助。

其实，美国记者斯诺也与北大有一定渊源，很多人知道，在北大未名湖南侧有一座斯诺墓。斯诺是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先后担任《芝加哥论坛报》、《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纽约日报》驻华记者。1934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被燕京大学新闻系聘为兼职讲师。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访问，实地采访了红军和毛泽东等中共将领。1937年，斯诺完成《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当年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引起很大轰动。在这部带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色彩的深度报道中，斯诺向全世界第一次展示了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政策，也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要当红军，红军的军事装备固然很简陋，却非常有战斗力，这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抗日号召和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有关。

回望北京大学创办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不光是梳理中国百年新闻教育的开端，更是重述新闻教育的“初心”，是与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直接关系。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延续北大校长担任会长的传统，并聘请10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20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北大隆重举办《百年中国新闻教育：传承与发展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新时代，我们回顾百年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是为了不忘北大新闻教育的初心，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意义，培养能够“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新时代新闻人才。（文/张慧瑜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相关链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编辑：白杨